吴茀之(1900—1977年)，初名士绥，改名谿，号吴谿子，以字行，别署广明畸士，又号逸道人，中国花鸟画大师，现代浙派中国画首领人。

先生擅长写意花鸟，间作山水、人物，亦自气格不凡，其写生观及花鸟画的理念，是以革新与个人品格为根基的，体现出关照自然、高逸灵秀的人文情怀。

先生1900年4月26日生于浦江前吴乡前吴村，幼承家学，酷爱美术，稍长则致力于工笔画，读书之暇，常临蒋南沙、恽南田工笔范本。行草书取法黄庭坚、米芾、祝允明、李复堂诸家。

弱冠至上海，曾受当代名画家吴昌硕、王一亭大写意画法的启发，以笔墨意趣为重，转爱白阳、青藤、八大山人、石涛及扬州八怪等奔放一路，深得社会人士好评，谓其笔墨健拔，气势磅礴，艳而不俗，多而不乱，有清丽超脱姿致。

工诗、文、书、画，擅长意笔花鸟画，对于国画理论及古画赏鉴，皆有深厚修养。

1922年，进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高师科，受吴昌硕画风影响，开始专攻写意。毕业后，在苏州第一师范、淮安中学任教。

1929年，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任中国画教授，兼沪江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美术导师。

1932年，与诸闻韵、潘天寿、张书旂、张振铎组织白社，师承“扬州八怪”革新精神，从事诗、书、画研究。

1939年，至云南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。

1941年8月起，任福建省立师专中国画教授，与包笠三、黄寿祺结“岁寒三友”之盟。

1944年，应潘天寿之聘，再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国画系主任。

1946年，随学校迁回杭州，后因校长易人，乃辞去教职。

1957年，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(浙江美术学院前身)教授，兼中国画系主任，直至病逝。

先生著作除早期《茀之画稿》外，有《茀之近作》、《画论笔记》、《中国画十讲》、《画微随感录》、《吴谿吟草》、《茀之题画诗存》、《吴茀之画辑》等。

1957年任国画系主任时，紧密配合潘天寿对绘画虚无主义的批判，首创中国画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书法的分科教学，强调中国画教学的独立性；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；强调中国画造型是笔线造型，不赞成用明暗块面塑造的观念和方法作为中国画的造型训练内容；强调教书又教人，提倡人格教育。

“国画写生着重在各种形态之变化，构图之发生不已，确足医临摹徒穷纸上形似之病，济创造凭空结想之穷，为求国画新发展之道，若必专事写生，将吾国数千年来精神所寄之笔墨与气韵，一概废而不讲，则何以修养身心，提高品位？画其所重，亦郎世宁之流亚也，吾未敢从。”
先生在《中国画理概论》“论写生”一节中的论述，清楚地说明了写生与笔墨在中国画发展中的重要关系，以事写生，观形态，创构图，寄精神于笔墨、气韵，重品格的理念一直贯穿其画迹之中。

因其受恽南田“一洗时习，独开生面”写生思想影响之深，在《论写生》中指出：“欲全其形，欲新其境界，非从写生下手不可，由临摹到一些笔墨之经验与神韵上的领会以后，便当从事实地写作以明理境。久之，小则一草一木一丘一壑之形态，大则于人生之意义，自然之变化，皆可了然于胸中，由此即景生情，即情造景，渐入创作而达到化境不难矣。”

先生于具体写生的观察和运用中，追求真实生动，意趣盎然，而后注以笔墨形质，并在《论写生》中则进一步阐述了“极生动之致”的理法：“花卉的笔墨，常因气候而异。画春花，要得滋润含露之意，故宜用湿笔；画秋冬之花，要得其傲霜之态，故以燥笔为之。凡画花卉，要得其迎风，带雨含露之意态。”

先生又长于诗文，尚情趣，作品中洋溢着很强的抒情性，于《南田画跋》亦记：“笔墨本无情，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，作画在慑情，不可使鉴者不生情。”

可见，先生之写生理念上直接继承恽氏遗风，然于技法层面则更倾向于水墨写意一路，主性灵，重格调。

1932年夏，吴茀之与诸闻韵、潘天寿、张书旗、张振铎5人在上海发起了白社国画研究会。
时年33岁的吴茀之任上海美专教授，在对师友、古人等多方取法之后，已基本确立了以“扬州画派”的革新思想为主的绘画理念、审美以及自己大致的取法方向。

因而，探寻先生的写生观与绘画理念之根源及其形成，可更清晰地窥见其整体艺术思想。

直至晚年作品，世人已可看到其画风渐入佳境，呈现出醇厚平和之气。

在中国书画艺术生生不息的发展长河中，其画作及理念尤为可贵，注重于个体特质的展现与传统文化品格的升华。